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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军火贩子卖给西班牙的坦克，倒底是什么东西？”
在北京的大总统府，曹锟看着报纸上关于“魔鬼坦克”的描述，有些吃惊的向坐在面前的杨朔铭问道。
“大总统是问那个‘魔鬼坦克’了。”杨朔铭略一思索，便清晰的回答道，“我问过陆军部，是京厂设计的28吨试验型中型坦克，全重28吨，车宽2.77米，车高2.05米，乘员5人，主要武器为一门75毫米60倍径主炮，副武器为两挺7.62毫米机枪，装甲厚18－60毫米。采用‘克里斯蒂’弹簧悬挂装置，24型水冷柴油发动机，功率680匹马力，最大行驶时速58公里，最大行程450公里，能够通过高1米的障碍物，越过2.2米宽的壕沟，能够爬上37度的斜坡，性能相当先进。”
“28吨的坦克？怪不得呢。”曹锟听到杨朔铭的回答，吃了一惊，“现在国外都没有这么大的坦克吧？”
“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坦克。”杨朔铭笑着点了点头。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中国陆军对于装甲武器一直极为重视，这种28吨试验型坦克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次里程碑意义的大胆开拓。在当时普遍坦克不过十几吨的大环境下，中国人首先开发出了有极强前瞻性的试验型坦克。这一试验型号本身并没有正式的列装部队，而是作为中国陆军的“甲号”工程，列入实验装备行列，虽然到目前为止它的产量已经超过了300辆，其中约50辆被军火掮客公司卖给了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在西班牙内战中，在“中国雇佣兵”的操纵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咱们中国现在也能向西方国家输出武器了。”曹锟的话里充满了欣慰之意，但似乎又带有一丝担忧，“但是，这一次把这么先进的坦克卖给了西班牙人，难道不怕外国人学去后用来对付咱们？”
“他们学了去，对咱们来说，也不一定是坏事。”杨朔铭笑着说道，“就象战列舰，咱们中国学会了建造技术，虽然说增强了海军实力，可能对西方国家构成威胁，但对西方国家来说，咱们的海军也可以用来对抗日本，缓解他们在东方的压力，从这一点来说，也是好事。”
听了杨朔铭的解释，曹锟总觉得有些似是而非，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来。
虽然身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但曹锟有时候总觉得，自己这个总统，似乎是在给杨朔铭这个财政部长打工一样。
曹锟当然不会想到，杨朔铭之所以会把先进的试验型坦克卖给西班牙，是有着更为长远的打算。
曹锟也不会知道，正是因为这种试验型坦克刺激了西方国家的军工部门，才会导致在未来的战争中，欧洲各国更为先进的坦克出现，而正是这些坦克，彻底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政治版图，并导致了无数西方军人的死亡。
“总统放心，咱们卖给西班牙的坦克，是简化型号，比不上咱们目前已经装备部队的新型坦克。”杨朔铭象是猜出了曹锟的心里在想什么，接着说道。
根据杨朔铭的要求，中国的每一种投入生产的武器装备都要造两种型号，一种是正常型，一种是则是简化型。
“简化型”是尽一切可能简化的武器，只打算在战时生产，象这一次卖给西班牙的试验型坦克，便是在设计时研制的一种战时使用的更为简单的车型。在平时，这种型号能够大量生产，但它们只被送往中国的友好国家。象中国最新式的步兵战车，也有两种型号，一种供中国陆军使用，另一种则打算提供给中国的盟国朝鲜。如果这种战车落入日本的专家手中，他们就会对这种步兵战车和中国坦克的真正作战能力得出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因为这些出口型不同于华军的自用型号——当某人在一个口袋里装上钞票，而另一个口袋里只放上几张纸时，从外表上看是无法分辨两个口袋里面东西的区别的。
中国的现行装备政策可以说是相当明智的。因这这项政策使中国能够积累足够数量的第一流装备，以应付战争的需要。如果战争长期进行下去，新装备将会大规模生产，但这是最大限度简化了的型号，敌人在此同时也已经消耗了大量装备，简化型号在这时将同样具有战斗力。另外，同时生产标准型和简化型的经验在平时就已获得，只不过是把简化型当作现有的最新式武器卖给了“兄弟”和“朋友”。
“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曹锟点了点头，岔开了话题，“对于修宪和变更国号的的事，瀚之有什么看法？”
“中华民国的国号，虽然有民主共和之意，但表意并不确切，如今各省均行自治，中央与地方关系需有宪法明文确定。而原来的五族共和之说，也有不足之处，因为现今共和之族，远非五族之数。”杨朔铭说道，“大总统如想开一代之先，倒不如从这国号入手，修改宪法，明定国体。”
在中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黄金十五年”发展之后，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社会安定，人民的思想意识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由于湖南广东等省自治的成功范例，中国其它各省纷纷仿效，大大促进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如今中国除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南京、沈阳、青岛和武汉八个直辖市外，所有的行省都已经成为了自治省，直辖省已经在中国消失了。而为了顺应这种情况的变化，各省议会提议变更国体，修改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这种要求最直接的表现，便是要求变更中华民国的国号。
“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由孙中山最早提出的。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用英语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演讲时，用了“中华民国”一词的英译：“nationalrepublicofa”。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纪念《民报》创刊一周年大会，孙中山在演讲时，第一次用汉语提出“中华民国”这个名称。次年，为宣传反清排满革命思想，大学问家兼大革命家章太炎在《民报》第十七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华民国”这一名称从此为更多人们所了解。为了证明此国号名称之“名正言顺”，章太炎引经据典，广征博引，从历史文献中找到很多直接和间接材料，指出只有“中华民国”这个称号才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是独一无二的最佳选择。在选择和宣传“中华民国”这个称号的问题上，孙中山是最早提出而且从法理上给予论证，章太炎是从历史文献和文化渊源中寻找证据，使其进一步合法化并获得文化上的正统化。1916年7月，孙中山在上海作题为《中华民国之意义》的演讲时强调中国的国号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共和国”，是因为“民”字的意义。欧美的共和国创建远在中国之前，孙氏认为，“二十世纪之国民，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不当自谓能效法于十八、九世纪成法而引以为自足。”孙中山根据自己多年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研究，认为共和国体虽然是当时盛行于欧美的代议政体，但仍有其弊病。他要在中国实施直接民权，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点，所以要定名为“民国”而非“共和国”，而其英文的表述则为：“nationalrepublicofa”。显然，孙中山要坚持共和国的根本原则、即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人民主权原则，并希望借鉴瑞士、美国等国发展民主的经验，来补充代议制民主政体的不足：“更有进者，本党主张之民权主义，为直接民权。国民除选举权外，并有创制权、复决权及罢免权，庶足以制裁议会之**，即于现行代议制之流弊，亦能为根本之刷新。由此，这‘中华民国’中的‘民’字绝对是核心内容，不可不用。”
在袁世凯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之后，孙中山在广州为发表演讲，再次提及这个问题：“……诸君自然知道‘中华民国’和‘中华帝国’之不同，帝国是以皇帝一人为主，民国是以四万万人为主。”孙氏认为，从中国的领土、人民和国家主权的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来看，“中华民国”是与“中华帝国”相联系和相比较而存在的。中华民国的领土、国家主权仍然是“中华帝国”原来的领土和国家主权，但这些过去属于皇帝个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而“中华民国”的领土则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中华民国”的人民则是“率土之滨，莫非国民”了。“中华帝国”的国家主权属于皇帝个人，而“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已经属于全体国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和孙中山在政治上和法理上对“中华民国”的解释角度不同，章太炎更注重的是历史文化渊源，他在《中华民国解》中说，吾国之名为“中国”，始见于《禹贡》：“中邦锡土姓。”《史记》：“中国锡土姓。”郑康成曰：“中即九州也。”孙星衍曰：“史迁‘邦’作‘国’者，非避讳字，后遇‘国’字率改为‘邦’，误矣。是《禹贡》‘邦’字，当从《史记》作‘国’。”后世遂沿用之。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仓葛曰：“德以威中国，刑以威四夷。”《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在《诗经》中，则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之句，《毛传》解曰：“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因此，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中国”一词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
至于“华”之用，当见于春秋之时，如《左传?定公十年》：“夷不乱华。”而“华夏”之说，按照章太炎的解释，谓“华”取自华山；“夏”取自夏水。在《中华民国解》中，章太炎写道：“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世言昆仑为华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与否，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然神灵之胄，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牺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舜居西城（据《世本》，西城为汉中郡属县），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此也。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至于秦、汉，则朝鲜、越南皆为华民耕稼之乡，‘华’之名于是始广。‘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然今世已为通语。世称山东人为‘侉子’，‘侉’即‘华’之遗言矣。正言种族，宜就‘夏’称，《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或言远因大夏，此亦昆仑、华国同类。质以史书，‘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夏’本族名，非都国之号，是故得言‘诸夏’。……下逮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复受‘汉族’之称。此虽近起一王，不为典要；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也。”
章氏之言，“华”为国名，“夏”为族名，与“汉”字之名，三义互通。因此，“华夏”连称，就是对民族主义最好的解释，就可以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就不适当”之说做出最有力的证明。而“中华”之称，既具庄严肃穆之状，又与“中华帝国”文脉相承，因此，“中华民国”就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
在解释为何使用“中华民国”这个称呼为“国号”方面，孙中山看重的是为何要用“民国”而非“共和国”，是侧重于其革命性和民主性；而章太炎看重的是“中华”二字的文化渊源，是为新生的共和国寻求文化和传统意义上的支撑，显示其合法性和正统性。
尽管如此，但中国学界并不完全同意章太炎的解释，儒学大师柳诒徵就认为，“中国”一词，乃文明之国之义，非仅指方位、界域和种族。“是实吾国先民高尚广远之特征，与专持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经济主义者，不止霄壤乎！”为柳诒徵此以《公羊传?隐公七年》中有关文字为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何休曰：“因地不接京师，故以中国正之。中国者，礼义之国也。”韩愈在《原道》也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之所以称为“中国”，柳诒徵的解释是，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士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如《论语》：“尧曰：‘咨！尔舜！允执厥中。’舜亦以命禹。”《礼记?中庸》：“舜其大知也欤！择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柳诒徵认为：“唐、虞时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其民多乡原，不容有主持极端之人，或力求偏胜之事，亦以此也。按中国民性，异常复杂，不得谓之尚武，亦不得谓之文弱；不得谓之易治，亦不得谓之难服。推原其故，殆上古以来尚中之德所养成也。然中无一定之界域，故无时无地，仍不能免于偏执。惟其所执，恒不取其趋于极端耳。”柳诒徵的说法强调“中国”之“中”不仅指地域处于世界之中，而且指先祖行事之取“中庸”而非偏激之意，则无论如何改朝换代，历代帝王都不能不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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